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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振宇李春梅统筹城市碳减排能源安全与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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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的主战场,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推进需要充分考虑城市的人口条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条件、社会意识与能力水平等各方面因素。通过对城市碳达峰的类型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推进“双碳”目标将对不同城市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可能会引起部分城市经济增速下降以及内生动力下降的“双降”风险,需要引起重视,建议采取坚持总量目标下“全国一盘棋”的区域碳指标分配原则、建立以人均碳排放额为基础的城际碳票流动机制、合理保障高耗能高碳排的必建项目能耗需求等措施积极应对。

胡振宇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李春梅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银湖新能源战略研究中心

一、城市碳排放的分类特征与达峰趋势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及相关研究表明,全世界5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消耗了全球能源消耗总量的67%~76%,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71%~76%。我国也不例外,约8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城市能源消费有关。因此,城市是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同时也是开展碳减排行动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主战场。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不同城市的发展阶段、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人口规模、资源禀赋的差异,造成我国城市的碳排放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表现为驱动和制动双重作用,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其对碳排放的贡献是先增加后减少。经济水平方面,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遵循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同时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能源环境政策下,二者之间所呈现的倒U型曲线具有不同的特征。产业结构方面,过于依赖化石能源、产业结构过重、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不足的资源型城市整体能耗水平、碳排放强度等指标逊于国内城市的平均水平。人口方面,城市的人口规模较小会导致城市能耗增加,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会促进碳排放。

基于已有研究,可以认为导致城市碳排放的不同因素主要来自人口、经济、结构(包括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以及技术(主要体现为能源强度的变化)四大方面,故本文选择人口规模、人均GDP、第二产业占比、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GDP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等指标,以中国个地级市城市作为研究样本,采用K-means聚类算法,将我国城市的碳达峰趋势分为四类,分析发现,各类城市碳达峰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领先型城市

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为代表。由于行政级别、人力资源、科技水平和管理政策等方面的领先优势,该类城市是全国重要的人口净流入城市,人口规模较大(常住人口规模均值为亿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余三类城市。同时,单位GDP碳排放量及单位GDP碳排放年均增速均处于最低水平。尽管人均碳排放量不是最低的,但是人均碳排放量年均增速是最低的。有研究显示,根据“力争年前达到碳峰值”等自主行动目标测算,当全国人均GDP达到美元时,中国整体上达到碳峰值而进入绝对量减排阶段。领先型城市人均GDP均值已达元,可以认为这类城市早已具备进入碳排放绝对量下降阶段的条件,有望在“十四五”期间率先实现达峰。

自“十一五”以来,该类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已呈现脱钩趋势(如图1的北京和上海)或正处于脱钩阶段。以北京为例,年北京三次产业构成为0.3∶16.2∶83.5,三次产业万元GDP能耗分别为0.、0.、0.吨标准煤。不难发现,第三产业能耗明显低于第一、第二产业。一直以来,北京第一产业比重不高,第三产业稳步上升,这促进了能耗水平的整体下降。同时,北京能源结构转型也在加速,年电力、燃气等清洁优质能源占比提高到98.1%,碳强度预计比年下降23%以上,处于全国省级地区最低水平,成为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与能源碳排放脱钩水平最好的城市。北京在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到,“十三五”末基本实现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峰目标,“十四五”期间碳排放稳中有降,碳中和迈出坚实步伐,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北京示范。这表明,北京的碳排放已经进入平台期,并且在未来五年实现下降。再看上海,年上海三次产业结构为0.3∶27∶72.7,虽然上海第二产业占比明显比北京高,但其工业能源终端消费量由年的.69万吨标准煤下降至年的万吨标准煤,降幅为4%,同期工业增加值增幅为22.48%,这一降一升背后反映的是上海工业结构升级与节能增效取得了积极成效。上海年的碳排放总量为.64万吨,基本与年(.48)持平,近乎是零增长,并且上海已经明确提出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

鉴于这类城市能源结构及产业结构低碳化转型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居民消费活力较强,未来碳减排工作更应该集中于降低城市运行本身的碳排放。具体措施包括: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鼓励公共交通、共享交通等能源利用高效、污染物排放少、有益身体健康的出行方式;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时尚。同时,在未来人口向大城市集聚趋势还将持续延续的情况下,此类城市无论空间规划乃至产业规划,或是进行改造更新,都应该充分考虑低碳发展的要求(人口规模大且人均碳排放水平较高),如优化用地结构、调控职住关系、提高公共交通覆盖率等,从而进一步减少人均碳排放。

图—年北京和上海GDP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变化

//数据来源: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碳排放数据库(CEADs)。

(二)潜力型城市

以贵阳、昆明、赣州、株洲等城市为代表。这类城市的典型特征是人均GDP较低、第二产业占比较高。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城市在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人均碳排放和单位GDP碳排放均仍处于领先水平,充分体现了低碳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事实上,除了东中部经济较发达地区拥有发展阶段的优势之外,西部地区一些可再生能源富集的城市,在碳达峰方面同样拥有先天禀赋。有数据显示,西部地区水能蕴藏量约占全国的82%,天然气可开采储量约占全国的66%,太阳能理论储量约占全国的75%,风能理论储量约占全国的50%。“十四五”时期我国规划布局了9个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其中包括金沙江上下游、雅砻江流域、黄河上游和几字湾、河西走廊等在内的7个基地分布在西部地区。可以说,西部地区将在“十四五”期间我国清洁能源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也给西部地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带来新的重大契机。同时,随着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发展,碳排放权交易的种类和方式不断丰富,特别是森林碳汇、草地碳汇等交易类型的壮大发展,生态资源富集的城市将成为强有力的碳汇供给方。

考虑到这类城市经济发展尚处在加速发展阶段,增长势头强劲,预计“十四五”期间碳排放量仍有持续增长的势头,逐渐在“十五五”期间达峰。因此在推动碳达峰路径时,应以布局绿色低碳产业体系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尤其是清洁能源禀赋较好的城市,做大碳汇经济,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争取在未来城市竞争新格局中实现弯道超车。

(三)资源型城市

以鄂尔多斯、榆林、金昌、克拉玛依、攀枝花等城市为代表。其中鄂尔多斯和榆林是我国典型的煤炭工业基地,克拉玛依则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城市,均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根据表1可以看出,资源型城市显著的特点是人口规模较小,但是经济较为发达(人均GDP达5.2万元),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由于长期以来的高耗能发展模式,人均碳排放量及单位GDP碳排放量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单位GDP碳排量均值3.07吨/万元),且碳排放保持较快增速。

与其他类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经济对资源过度依赖而带来的产业结构单一、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破坏严重、后续治理进程缓慢、社会发展活力不足等问题,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存在诸多挑战,尤其是部分主导产业已经出现萎缩的城市(如乌海、阜新、抚顺、辽源等24个资源衰退型城市)正面临经济衰退和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不过,也应注意到机遇与挑战并存,这类城市仍存在很大的碳减排空间,它们将是我国落实年碳达峰行动的主力军,如果能够提前达峰,将有效缓解我国年碳中和的压力。因此,这类城市需要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资源密集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由依赖生产要素投入、规模扩张驱动转向创新、高效、节能、环保的增长方式。具体措施包括:改造提升传统资源型产业,利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提高传统产业附加值,逐步发展合适的替代产业;深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健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制度体系,构建资源型城市转型长效机制。

(四)传统型城市

以邢台、邯郸、保定、丹东等城市为代表。这类城市的特点是人口规模较大、经济水平处于中上游水平。第二产业占比高达51.14%,经济发展依赖于工业,再加上制造业自身能源消耗水平较大的特点,直接导致该类城市人均碳排放远高于其他三类城市(人均碳排放量均值高达18.14吨/万元)。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城市单位GDP碳排放量年均下降相对较快,表明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减碳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效果。

鉴于传统型城市产业结构仍具有较大的调整和转型空间,未来碳减排着力点应是从工业生产源头、过程和产品的全流程节能增效,以充分挖掘第二产业的碳减排空间。具体措施包括:寻求低碳无碳的能源替代,重视化石能源的清洁使用,构建清洁、高效、低碳的工业用能结构;持续使用节能技术和先进适用的环保装备,推动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发展,提高技术链高端产品的比重;大力发展产业集群,通过集聚经济效益加速推进绿色经济,建设生态绿色工业园;发展循环经济,以产品生态设计、循环利用、清洁生产等措施节能减排。

表1不同达峰类型城市的相关指标

//注:表格单元中的数字表示各指标的均值,括号中的数字分别为各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二、应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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