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华文明如夜空璀璨群星，其中不乏少数民族的身影，他们在历史上建立政权，与各地进行思想文化交流，各民族之间长期交融碰撞，形成如今多民族统一的局面。
自秦始皇开创中央集权制度先河，中国封建社会无论朝代更迭，都保持着大一统的历史进程。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治国的思想成为历朝治国的中心思想。元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大一统多民族王朝，以儒家思想维系多民族国家形态治理，贯彻“儒之教化”，淡化华夷对立，积极推进各民族文化融合。
一、汉法治国，庞大王朝生存之道
元朝实现统一前，忽必烈身边的谋士刘秉忠曾为他呈上一份万言书，此书结合中国历代治国逻辑和蒙古制度的治国方略，其中“采汉法”是治国理念的核心。刘秉忠在书中言道：“以马上治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中原地区的人力、经济、文化、技术资源皆由汉民族统治的各朝代传承发展，是典型的封建农业经济。蒙古族运用强大的军事能力开疆扩土，征服中原，却不能用同样的手段治理中原，刘秉忠此言可谓一针见血，直击要害。
刘秉忠的治国理念被忽必烈率先在邢州实施。原本邢州归属于两个蒙古贵族管辖，他们延续了游牧民族对于征服地区的治理方式，横征暴敛，搜刮无度，致使当地百姓由一万五千户锐减至五六百户。忽必烈按照刘秉忠的理念，依照汉法恢复农耕赋税等制度，新政实施后，一月之内户增两万，邢州一跃成为当年地方政绩之最。邢州的成功给了忽必烈极大的信心，他在自己封地不断推行汉地改革，势力愈发壮大。
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统一政权后，忽必烈深知草原游牧经济无法在中原地区找到合适的发展空间，作为统治者，为了维护王朝长治久安，完全掌控中原，统治政策向中原的政治文化倾斜乃是时势要求，大势所趋。因而忽必烈在登基后发诏书曰：“朝廷草创，未遑润色之文；政事变通，渐有纲维之目。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
忽必烈继位后，一改蒙古国传统生肖纪年法，以中统为年号，中统五年时，又改为至元。至元八年，忽必烈发布《至元改元诏》，取《易经》“至哉坤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大元”即此前大蒙古国的汉式国号，从大蒙古国皇帝变为大元皇帝，大元国号正式出现，标志着以忽必烈领导下的蒙古政权以向中国王朝发生改变。
二、循序渐进，儒家文化在元朝的不断推行
为加强对各民族的有效治理，元朝任用儒家学士，认真学习和吸收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充分利用儒家文化治理国家。儒学在元朝的推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措施。一是请在朝为官的儒家人士开设讲堂在贵族之间进行传播，将儒学作为科举和官学的主要内容，二是将儒学化作通俗文学渗透进千家万户，使下层大众了解儒家文化，三是遵从汉俗，学习礼制。
在元朝开启统治的过程中，忽必烈谨记儒家治国思想，在位期间下诏释放儒生俘虏为民，并下令推举优秀的儒家人士参与国史编修，“选随朝百官近侍蒙古、汉人子孙及俊秀者充生徒。”《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经典著作也被译为蒙古文供蒙人阅读。忽必烈还不少地方路府州县将儒家文化设置为官学，年，又设立国子监，此项决议使儒学教育成为元朝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儒家文化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国子监成立后，许衡任命国子监祭酒，主持教育工作，承宣教化，不遗余力。许衡以“乐育英才，面教胄子”为宗旨，以“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为原则，培养出一批推行儒学的蒙古贵族弟子。通过传道授业，在许衡的熏陶下，“数十年间彬彬然，号称名卿士大夫者，皆出其门下矣。”那些被汉化的知识分子在朝中得到任命，继续“以汉治国”，由此可见他对汉、蒙两个民族的文化融合与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元成宗时奉孔子，元武宗时期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到元仁宗在位期间，以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司马光等理学大师从祀孔子庙庭。元朝中期，统治者不再任命由朝中大臣推举的人才，恢复了自隋朝开始实施的科举制度，规定凡是中试之人皆可在朝任用为官，考试内容正是儒家文化。此举一出，举国上下有识之士更是努力学习儒家思想，儒学在色目人和蒙古人中得到广泛传播。
此时期程朱理学的地位得到空前提升，科举题目从四书中设问，标准答案皆以朱熹的《四书章句》和《四书集注》为准。程朱理学也因此上升为官方学术，在元朝享有极高地位。
以儒治国不能仅限于贵族阶级的知识流通，如何把儒家文化渗透进平民百姓的生活，面向下层民众展开教化，也成为元朝统治者汉法治国的主要方略。元朝百姓基本以汉蒙群聚，交错杂居分布，方便经济贸易往来，既能让少数民族的百姓学习儒家文化，也要让汉人得到相应的教育，学校的修建便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少数民族百姓开设的学校，儒家四书五经作为教材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书院的修建高达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在鼎盛时期甚至拥有24余所。
光有学校仍是无法满足平民百姓的文化需求，通俗文化便在此时顺势而生。
元代俗文化的发达为中原传统文化在少数民族人民间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以白话文或浅近的语体文，掺杂着一部分带有蒙古语语法和形态的词汇，对儒家四书五经进行通俗易懂的解读。后面兴起的元杂剧、小说、戏曲，不但满足了新形成城市群体的文化需要，也对儒家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更有甚者，写出了用白话文的通俗史书，对儒家经典进行直白的解析，如许衡所著的《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等。传统雅文化或许会令少数民族百姓望而生畏，亲切易理解的俗文化会更符合他们的需求。
正因为通俗文化的兴起，儒家文化声名远扬，得到进一步传播，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以儒家文化为教义的学校，儒家教育继续覆盖元代百姓，进入千家万户。
儒学的开拓与传播使得许多蒙古、色目人在艺术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丝毫不逊色于汉族优秀文人。少数民族在提升汉文化素养的同时，不再拘泥于儒家书本知识，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也在悄然发生巨变。有的人开始改汉姓，依照汉族习俗为自己取汉人名字，到了元朝中后期，即使是文化程度偏低或者压根不识汉字者，也要为自己立字，以示风雅。
礼制方面，做官的汉人必须按照旧制丁忧，而蒙古人和色目人则按照本民族习惯不必丁忧，但依旧有不少少数民族自愿按照汉人礼制为父母丁忧。元朝皇帝对三皇五帝等对中华民族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上著名人物都建庙祭祀。周公作为礼乐制度的最早制定人，也是孔子崇拜的人物，元朝皇帝对其建庙祭祀并崇拜有加。《元史·祭祀志五·周王庙》有云：“公庙在凤翔府岐山之阳。天历二年(年)六月，以岐阳庙为岐阳书院，设学官，春秋释奠周文宪王如孔子庙仪。凡有司致祭先代圣君名臣，皆有牲无乐。”
元代哲学家吴澄表示：“夫所贵乎中夏之俗者，以周公、孔子所置之礼法可慕也。”少数民族人士之所以遵从汉俗，是因为在与汉族人长期相处中被潜移默化，在文化和生活上产生深刻交融。
儒家文化在以少数民族专政的元朝，非但没有遭受重创和排挤，反而在前人基础上形成更具自身特色的发展。这类似于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将理论本身和本国国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更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各民族文化吸收融合，开辟国家大一统新格局
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流，带来了国家大一统的新格局。元朝结束了中国三百余年的分裂割据，使得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更加密切。
少数民族定居中原，带来了他们的生产技艺和文化科学，极大程度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和生产技术，被向迁居到蒙古、云南等地的汉人带去，同少数民族人民一起开发和保护边疆。元代各族人民相互依存，杂居相处，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为元朝的经济文化带来繁荣。
这些都得益于元朝的有效管理与统治，“行省”制度的确立，从政治上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巩固统治，为少数民族的发展创造更多条件，给各族人民相互交往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元大都作为元朝国都，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文化中心，还是各民族交流的重要枢纽，四通八达，各交通要道均设有健全完备的驿站，以便“通达边情，布宣号令”。
这些措施是对国家少数民族的有效管辖，保证和促进国内各民族文化发展。民族的大一统又反过来巩固和加强了元朝的统一。
文化的学习是相互的，不单单是少数民族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在语言文字方面，蒙古势力进入中原，不少汉人学会了蒙古语，元代许多汉文文献中有大量蒙古语作为事物制度的音译，为的是让汉人多了解这些词汇的意义。当时还有人编撰蒙语和汉语对照词典，元代刊物《事林广记》里曾收录过的《至元译语》，就是汉蒙对照词典之一。
即使到了现代，蒙古语的意义还出现在汉字中，与其他意思进行合并。例如“站”字，就是蒙古语的音译，在汉语中原本的意思是停下，在元代蒙古语中并用合成了“驿站”一词，发展到现代成了车站中“站”的含义。
蒙古文化与汉文化、儒家文化珠联璧合，为民族融合和元朝大一统开辟新发展道路，各民族文明成果开放共享，取长补短，共同振兴，携手共进。
结语
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史诗由各民族共同书写而成，无论是以仁爱为中心的儒家思想文化，还是生性粗犷豪放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在国家大一统进程中，取精华去糟粕，包容开放，互相学习。
元朝在对多民族国家治理问题上做出的努力值得后世学习参考，尤其在建设中国现代化，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当今社会，元朝不强调华夷之辨，对各民族文化认同交流的大一统实践，为建立中国各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这不仅是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瑰宝，也是中国的时代课题，是谱写未来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元史》
《新元史》
《事林广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