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东印度公司的南海争夺战
荷兰东印度公司将政治和商业集权化带到亚洲水域，一起带去的还有远超过葡萄牙东印度公司的暴政。他们向先到的葡萄人发起了全方位进攻，获取了在亚洲贸易的主导权。很快，他们遇到了更强劲的挑战——英国人来了。靠着自身的强大实力和印度的巨大重量，英国人最终在亚洲胜出。
1602年3月20日，在联合省议会、荷兰省督巴纳威尔特和拿骚的莫里斯（奥兰治王子）的敦促下，原来在亚洲海域各自为战的各家荷兰公司——1598至1602年间，共有14个船队分别出航——合并成一个东印度公司。一个国中之国出现了，远洋航行的无组织状态从此宣告结束。对亚洲的商业活动从此只有一项政策，一种意志和一个领导。
荷兰东印度公司将政治和商业集权化带到亚洲水域，一起带去的还有远超过葡萄牙东印度公司的暴政。公司给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及葡萄牙竞争对手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从此，“红毛”取代“佛郎机”成为南中国海各国商人的梦魇。
荷兰人的进攻
在荷兰人到来之前，葡萄牙人凭借马六甲和澳门这两个交易中心安享富贵。前者是胡椒的产地和联接印度洋贸易的枢纽，后者则使葡人尽享与中日贸易之利。
荷兰人甫一驾到，便对葡萄牙的太平世界展开了全方位的进攻。双方的“亲密接触”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前就已进行。1601年，某个打前哨的公司派出的一艘船只被风暴吹过马来半岛上的帕塔尼，最终在澳门附近抛锚停泊。两队派上岸的人被葡萄牙人抓捕，20个俘虏被葡萄牙人处决掉17个。荷兰人只好扔下被俘的人离开。
160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指挥官韦麻郎在帕塔尼遇到几名福建商人，他们声称只要给中国官员们送丰厚的礼物就可以设法让荷兰人得到允许进行贸易。8月，一中队荷兰海军停靠澎湖列岛，派信使往返奔走。有关官员传话说，只要送给他4万到5万里亚尔就可获准贸易。然而10月份大明帝国海军官员沈有容率领一支50艘作战帆船组成的舰队到来，告诉荷兰人他们必须撤离澎湖。如果他们停靠到台湾海岸，明朝可以就贸易做出某种安排。荷兰人在台湾找不到适宜的港口，最后只得放弃，折回帕塔尼。
第二年，他们在马鲁古攻下葡萄牙的安汶炮台，后者从此成为东印度公司的第一座据点。1607年，荷兰人再次试图在澳门附近通商，但最后依然被葡萄牙人逐出。
此后，荷兰人集中精力巩固他们在香料群岛和爪哇的地位，不得不依靠中国船只带到东南亚港口的中国货物的供给。
1619年，巴达维亚城建立，这使荷兰能够把它在南洋群岛的主要军事力量和商业活动集中到一个有利的地点。正是从这个固定地点和“香料群岛”出发，荷兰编织起庞大的商业交换，并建立起他们的海外领地。
1622年，在亚洲羽翼渐丰的荷兰人又恢复了对中国沿海的攻击，试图征服澳门。葡萄牙人的一发炮弹恰好射入荷兰人的火药桶，葡萄牙人及其奴仆一阵猛烈的冲锋，突入荷兰人登陆的海滩，荷兰人被击退了。攻击失败后，船队离开了澳门，并于7月占领澎湖列岛。
在现场的荷兰军官很快就意识到他们不能像威吓东南亚海口小王国那样来恐吓明帝国，但荷兰巴达维亚当局迟迟不能明白这一点，持续催促在澎湖的荷兰人扩大战果。1624年2月初，载有5000多名明帝国士兵的40－50艘帆船渐渐在澎湖列岛北部集结。到1624年末，荷兰人全部从澎湖撤出，并开始在现在的台南地区落足。荷兰人终于接受了中国人早在1604年第一次向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
如果没有与印度的联系，任何人在南洋群岛都不能立足，因为印度控制着从好望角到马六甲和马鲁古的南亚经济世界。荷兰人注定要前往印度的港口。在苏门答腊等地，贸易通常以胡椒换取印度布的方式进行，荷兰不能让自己始终经人转手购买科罗曼德尔或古杰拉特的布匹，并且必须用现金付款。
荷兰人因此早在1606年就来到苏拉特（印度最大的港口），尽管他们在苏拉特的房屋设施只是于1621年方才竣工。1616至1619年间，他们在布罗奇，坎贝，艾哈迈达巴德，阿格拉，布尔汗布尔分设了商行。后来，他们又打开了马拉巴尔的市场。
1638年，幸运之神开始大规模地眷顾荷兰东印度公司。那一年，荷兰人在盛产桂皮的锡兰立足，并渐渐成为这个觊觎已久的岛屿的主人。
同一年，日本驱逐葡萄牙人，并禁止所有日本人出海航行，但仍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开放。在中国台湾的荷兰人开始品尝此前为葡萄牙人独享的与中日两国贸易的果实。贸易迅速扩展，从1637年后期至1639年早期的19个月，荷兰得到了价值100万银两的中国货，其中不少是用日本出产的银来支付的。直到明清间的战争使中国的生产和贸易崩溃之时，荷兰经手的贸易额一直保持在这一规模。
1641年马六甲陷落。葡萄牙在亚洲的领地开始分崩离析。巴达维亚的地位至此如日中天，并维系了半个世纪之久。
荷兰人在其巅峰岁月里的驾驭能力第一次让世人目睹了世界市场的魅力。在东亚，如果说16世纪是葡萄牙人的世纪，那么17世纪则明显是荷兰人的世纪。
如鱼得水的贸易
荷兰人比葡萄牙人更善于抓住远东贸易的联系环节，控制其中最关键的商品和市场。葡萄牙人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但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远东的贸易主要涉及到商品和贵金属。当西方输入的白银入不敷用时，荷兰人就动用他们从远东贸易中所得的当地贵金属。他们在盘踞中国台湾期间使用了中国的黄金（主要用于在科罗曼德尔购货）；从1638年到1668年，日本开采的白银曾起了重要的补充作用；日本于1668年禁止白银出口，荷兰转而购买日本金币小判。1670年前后，随着小判的贬值，东印度公司减少购买黄金，转而大量接受日本出口的铜。
凭借始终丰裕的硬通货，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的商品调剂系统几乎毫无障碍地在运转，这一切的核心是荷兰长期垄断的产品——细香料：肉豆蔻，八角茴香和桂皮。细香料不仅在荷兰销售旺盛，在印度的消费要超过欧洲的两倍。通过它，荷兰人打开了印度市场的大门，在苏拉特、科罗曼德尔沿海和孟加拉大量收购各种印度织物。他们用这些织物在苏门答腊换取胡椒、黄金、樟脑。他们在暹罗出售科罗曼德尔的布匹，这一买卖虽然没有很大的利润，但他们同时出售香料、胡椒和珊瑚，带走专门为他们生产的锡，一直运往欧洲倒卖。他们还从暹罗带走为数可观的鹿皮（在日本的卖价很高），一些象（到孟加拉卖出）和许多黄金。在帝汶的商站略有亏损，但从那里得到的檀香木在中国和孟加拉很畅销。而孟加拉的提供的蚕丝、大米和许多硝石，与日本的铜和不同产地供应的糖一起，是返航欧洲时最好的压舱物。此外，中国、孟加拉、暹罗和爪哇的糖在与巴西和安的列斯群岛糖做比较后要么被运往阿姆斯特丹，要么供应波斯、苏拉特或日本的市场，一切根据价格波动而定——荷兰人在其巅峰岁月里的驾驭能力第一次让世人目睹了世界市场的魅力。在东亚，如果说16世纪是葡萄牙人的世纪，那么17世纪则明显是荷兰人的世纪。
福之祸之所伏，也许是荷兰东印度调试妥帖的流通渠道太过顺畅，以至于无法适应即将到来的18世纪的商业革命。在欧洲，香料已退居次等地位。印度纺织品的交易额在不断扩大，茶、咖啡、漆器、中国瓷器等新商品正打开销路。世纪之交最重要的新局面无疑是茶叶贸易的扩大和中国对所有外商的开放。英国东印度公司（又名“约翰公司”）于1698年迅速展开了直接贸易（用白银付款），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又名“杰安公司”）则已经习惯了在巴达维亚接待前来采购香料、檀香木和珊瑚的中国商人，并坚持以货易货的间接贸易，避免使用现金。英国人凭借其掌控下的孟加拉与中国的联系——用棉花和白银以及后来用鸦片换取茶叶，越来越掌握亚洲贸易的主动权。18世纪即将作为英国人的世纪而来临。
而荷兰人的中国“诅咒”则因为台湾的丢失而雪上加霜。17世纪50年代，荷兰公司从台湾得到的利润开始减少，这主要是由于郑成功加紧对台湾海峡贸易和海运的严密控制的结果。台湾增长之中的甘蔗业生产已经出现过剩，而巴西甘蔗生产的恢复使欧洲对台湾甘蔗的需求量下降，更加剧了台湾甘蔗的过剩。巴达维亚公司当局越来越倾向于把台湾看作一笔前景可疑的资产，而不太愿意认真采取措施对付郑成功可能发动的进攻。因此，在台湾的荷兰人无法抵挡住郑成功庞大的训练有素的部队于1661年4月30日在台湾的登陆。1662年2月1日，荷兰人投降了。
接下来，英国人将通过对印度的征服彻底锁定自己在亚洲的胜局。
征服印度 撞开中国
假如荷兰不排挤葡萄牙，不迫使葡萄牙破产，对印度洋和南洋群岛已有了解的英国也会扮演荷兰的角色——英国人比荷兰早两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
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所导致的民族感情和野心的高涨，
令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最后十年出现了几近疯狂的将英国航运和贸易向海外扩张的兴趣。1600年12月的最后一天，伊丽莎白女王给组成东印度公司的伦敦商人们签署了一份与整个亚洲开展贸易的皇家特许状。但相较于气焰正炽的荷兰，17世纪的英国人在亚洲的贸易中只是个配角。当荷兰人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利润最丰厚的东印度群岛后，英国人进入印度的某些港口并坚持了下来。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成全了他们。
野心勃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到南洋群岛进行香料贸易的头两次远航，由于荷兰人的阻挠而成效不大。
1613年，一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驶抵离长崎约50英里的平户，并在那里得到一个贸易仓库。船员们见到了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德川家康，后者完全答应了他们的贸易请求。但这一贸易只持续了大约十年，部分是因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持续敌视和竞争所导致的利润稀薄，此外也由于1616年德川家康去世后日本国内对外人日益敌视的态度。16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那里的贸易前途不再抱有希望，撤走了它的人员和企业。
同样是在1623年，荷兰人拷打并杀害了十名在东印度尼西亚同他们一起做香料生意的英国商人，标志着荷兰人在其势力范围内不再容许欧洲邻居的竞争。英国人被迫暂时放弃了向荷兰领地渗透的努力。
到中国开展贸易的尝试则基本受阻于广州的中国官方和澳门的葡萄牙人。英国船长约翰·威德尔在1637年强行沿珠江而上到达广州，虽然救出了几名身陷囹圄的英国商人，但却未获准从事贸易，并被澳门的葡萄牙人赶走。
在亚洲很多地方所进行的各式努力所遭遇的挫折，一再肯定了东印度公司内部的主流意见：他们的前途在印度为最安全也最有希望。
英国人正式开始其在印度的冒险事业是在1608年，那一年威廉·霍金斯指挥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赫克托耳号”来到了印度，他前往阿格拉谒见莫卧儿皇帝贾汗季，试图确立在苏拉特的贸易权，但这一企图被仍在贾汗季宫廷得宠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搅了局。
1612年，托马斯·贝斯特驾驶“赤龙号”，在一艘小船“霍西安德号”陪同下，带着詹姆斯一世的另一封信抵达苏拉特。这一次，古吉拉特邦的统治者同意让英国人在那里进行贸易，并许诺由皇帝签发正式批准书。不出一个月，四艘葡萄牙轻快帆船带着25艘较小船只从果阿来到苏拉特，试图一举摧毁英国船只和英国人的苏拉特贸易梦。在随后的战斗中，贝斯特的两艘商船彻底打垮了葡萄牙的武装舰队。两个月后，来自皇帝的给予贸易特许的正式文件送达苏拉特。
三年后，另一支葡萄牙舰队从果阿北上，再次被刚抵达苏拉特的四艘英国船只击退。至此，英国人在苏拉特的地位再也无人撼动。
那四只打败葡萄牙舰队的英国船满载印度的棉制品和靛蓝，其中一部分在苏门答腊交换成香料，返回英国后，所有这些商品都获得了客观的利润。
在苏拉特这个全印度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占据一席之地意味着英国找到了一个稳定的财富源头，但孟加拉才是所有西方人心目中印度财富的主要宝库和贸易前途最光明的地方。那里有印度最优质的棉纺织品，以及产于恒河下游地区被认为世界最佳品质的靛蓝和用于制造褐色火药的硝石。但早期尝试进入孟加拉的英国人被已经在东海岸建立了基地的荷兰人赶走了。1639，他们被迫满足于在后来成为马德拉斯的地方建立一个基地，从那里收购孟加拉的棉花和靛蓝。但英国人一直尝试直接到孟加拉展开贸易。1690年，在经过多年的寻觅、恐吓、央求、贿赂、争斗之后，英国人终于在恒河的一个支流附近名叫苏多努蒂（“一绺棉”）的地方搞掂了一个居留点。此后不久，他们获准在那里修建一座堡垒，并将新居留点命名为威廉堡，不久之后改名加尔各答。
这个成果来得恰逢其时。当大清帝国终于允许所有外国商人在广州展开直接贸易的时候，英国人凭借在加尔各答就近展开的孟加拉生意在和中华帝国的买卖中迅速拔得头筹。
在英国人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荷兰人的印度营生却受到一个尤其沉重的打击：印度内战把它苦心经营并获得突出成就的科罗曼德尔海峡沦为一片废墟。丢掉了台湾和科罗曼德尔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再也无力与英国人一争风头了。东亚的经济中心迅速从巴达维亚转移到加尔各答。它在1689年不过是个聊蔽风雨的栖身之地。到1773年，当瓦伦·黑斯廷斯出任不列颠治下的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的总督时，加尔各答已经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商人，房租之高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约瑟亚·柴尔德曾试图在1688年挑起对奥朗则布的战争，其理由是“我们得封锁他们与所有东方国家的贸易，因为这一贸易额十倍于我国及所有欧洲国家与他们贸易额的总和。”英国最终垄断了印度对外贸易的85%至90%，不过这一目标还要再等上半个世纪才得以彻底实现——1757年的普拉西之战不仅完成了印度的政治征服，而且完成了对印度商业“渠道”的征服。这些商路紧贴次大陆的海岸，一端通往红海与波斯湾，另一端远届南洋群岛，并直达广州。由于亚洲“区域贸易”的渠道人霸占，印度逐渐陷于贫困，而在其肥硕的尸体上英国人则展开了两个世纪之久的饕餮盛宴。
英国人最终在亚洲胜出，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力量加上印度的巨大重量。从1760年起，英国利用印度的棉花和鸦片撞开了中国的贸易大门。英国的实力由此倍增，回过头来又将印度全面殖民化，这反过来又令它如虎添翼，从而能够在19世纪实现此前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力有未逮的目标：用炮舰令中国的商业大门彻底而永久的洞开。从此与中国人的生意可以摆脱受制于其喜怒无常的统治者的局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