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于BrettKahr的ShatteredStatesDisorganisedAttachmentanditsRepair《破碎的状态，混乱依恋和它的修复》中详细的个案治愈经历，精彩程度堪称破案，分享给大家。
作者正在写新书，会包含更多相关的临床案例，将在或年出版。
翻译：王应婴
大约29年前我开始和StevenFroggit一起进行心理治疗。当我第一次讨论有一天可能希望以伪装的、保密的方式来写他的故事时，他似乎很高兴，并真诚地希望他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精神分裂症的成因和治疗方法。我解释说，我当然不会用他的真名，我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建议一个适合他的化名。我的病人眼皮都不眨地回答说:"我想让你叫我约翰·史密斯"，这是英语中最常见的名字。我解释说,这样一个普通的名字肯定会有助于掩饰他的身份,但我也揣摩他可能选择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名字以某种方式表示他的低自尊感,他对我或其他人可能不是令人难忘。经过进一步的讨论，病人回答说:"啊，布雷特，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样的话，我希望你叫我StevenFroggit。"
我第一次见到史蒂文·弗洛吉特是在英国偏远乡村的精神病院病房里。史蒂文，一个四十出头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已经在长期住院病房里做了20多年的住院病人，服用大量氯丙嗪药物。史蒂文的诊断表现很复杂，紧张型精神分裂症和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典型表现交替出现。在他漫长的紧张症期间，他整天整夜躺在床上，他的眼睛、面部肌肉和四肢完全冻结，甚至不能移动一厘米。有时，他会完全隐藏在床单下面，就像停尸间的尸体。但在他同样漫长的偏执迫害期间，他表现出了所有最经典的施耐德精神分裂症症状:被火星人强奸的迫害妄想，被抢劫的士兵刺刀刺中肛门的妄想，他的思想被英国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传播的妄想，以及其他无数的妄想。他汗流浃背，只有当护士强行把他泡在浴缸里时，他才会换洗衣服。他会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抵抗，以至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护士们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任由史蒂文在糟糕的个人卫生状况下憔悴。他还吸鼻烟，会有规律地吸入大量鼻烟，以飓风般的力度打喷嚏，并释放出大量的唾液和黏液，粘在他浓密的胡须上，然后他会把残留的棕色鼻烟擦遍他的衣服。就像他经常说的那样，我住在一个猪圈里，因此我是一只猪。
除了明显的精神分裂症症状，史蒂文还经常在病房里实施暴力行为。史蒂文是个高大的男人，身高超过六英尺，身材魁梧，方方正正。他不止一次试图谋杀精神科医生，通常是企图勒死他，因此必须由四名男性精神病护士加以约束。在其他情况下，他会拿起一个重的烟灰缸，把它扔进休息室的窗户，在这个过程中吓坏了他的病人同伴，也造成很大的身体伤害。
在我作为一名年轻的实习生来到病房之前，史蒂文已经接受了常规的电休克治疗，以及氯丙嗪和其他抗精神病药物的处方，更不用说许多失败的治疗尝试了。在一个药理学占主导地位的机构里，从来没有人尝试过提供即使是最基本的心理治疗，病房没有雇用一个受过心理治疗训练或有兴趣的专业人员。开明的精神科医生尊重我对精神分析的早期兴趣,他允许我通过与史蒂文心理治疗来工作,在有定期的临床督导的帮助下,于是我们开始了三年一周三次的高频心理治疗。我已经开始自己的分析,虽然还是不够资格的学生,我知道足够的关于专业的界限和心理治疗工作的本质,有一个好督导,我可能可以以某种方式处理好治疗。
当然我已经在我工作的病房里见过史蒂文了，尽管我和他没有更多的接触。但当精神科医生问他是否愿意与我进行一些定期的私人谈话时，史蒂文显得相当热切。他告诉精神病医生，“我喜欢布雷特。私人谈话会很好。”
在我们第一节咨询的前一天晚上，也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节咨询，我做了一个梦。纳粹抓住了我，把我送到了集中营，然后把我关进了毒气室。毒气很快充满了房间，但我还是活了下来。那天晚上我又做了第二个梦。我发现自己吞下了一包剃须刀片。然而不知何故，我活了下来。那天早上我匆忙去上班,我不敢让自己时间和空间去思考这些意义非凡,高度不寻常的梦。但我在走廊里看到了精神病医生,我感觉有奇怪的欲望与他分享我的梦。他哈哈大笑起来，然后解释道:“你来了，要去对付病房里最危险的个体，做心理治疗。为了让它起作用，你必须相信你有在纳粹中生存下来的全能能力。”我也嘲笑自己的自恋梦想。也许一个人确实需要天真的勇气和这么严重，没有潜在希望的心理治疗患者来工作。但是也许这些梦也代表了一些我可能已经感知到的关于StevenFroggit的内心世界，一个纳粹世界，毒气室和剃须刀片的世界，一个我可能在无意识中直觉到的世界，但还不能理解的世界。
史蒂文和我开始工作。由于这个机构的病房里没有一个单独的房间(所有的病人都住在一个像谷仓一样的大宿舍里)。医院医学图书馆的一间小小的自习室。令我又惊又喜的是史蒂文在护士的陪同下及时赶到了他的第一次心理治疗，当然也是我的。我静静地坐着。史蒂文坐到椅子上没多久，就站了起来，然后把椅子倒过来，让椅子的四条腿都立在了空中。然后他把身子放低，站在一条突出的腿上，假装要拱它，笑得头昏眼花。坦率地说，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来回应这个可以说是不寻常的开始，也不记得我是否说了什么。他是否担心与年轻男性如此亲密的接触会引发可怕的同性恋移情?他想告诉我他内心世界的颠倒本质吗?还是他希望，也许是无意识地，提供一些关于早期肛门受虐的信息?可能性似乎很大。我想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很可能会安静地坐着，不善于迅速地进行诠释。
最后，史蒂文把椅子放直，就像一个普通的心理治疗病人可能会做的那样开始说话。随着我们每周三次的治疗开始展开，我对他内心世界的幻觉和妄想症有了更多的了解，其中很多他以前从未对其他员工说过。他和我开始渐渐地对他的症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例如,我知道,除了他被士兵刀刺肛门的担忧,被火星人强奸,和自己的私人的性思想被BBC晚间新闻广播,史蒂文Froggit也听到声音告诉他,他有一天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此外他解释说，二战期间一位著名的德国将军希望他死，并组织了谋杀史蒂文的阴谋。同样，他告诉我，他认为病房里的电视机在对他说话，他声称每天晚上BBC都会发出一条秘密信息，上面用德语写着:DasBBCisteinScheisser。此外，他告诉我有一群秘密特工，被称为“Me-ins”和“We-ins”，他们策划了他的死亡，他还描述了一个跆拳道专家队，如果他们发现他，会把他打得粉身碎骨。死亡在他的作品中无处不在。他还告诉我，剑桥大学的一个学院希望他死，只有毁掉病房里的电视，他才能阻止迫害他的人。这时，史蒂文已经不止一次地砸碎了病房的电视。
我试图尽我所能，对史蒂文·弗洛吉特的幻觉和妄想材料形成一个更连贯的画面。由于我还没有掌握出多少诠释技巧，我用安静和克制的风格问了一些澄清性的问题。我尤其试图了解更多关于他每一种症状的现象。举个例子，让我们看看他的幻觉，他的肛门被一群士兵刺中。我很简单地请他多告诉我一些关于这块材料的情况。史蒂文以一种非常有帮助的方式回答，最终妄想变得更加丰富和详细。例如，我了解到，那些把刺刀捅进他直肠的士兵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事实上这些士兵会聚集在伦敦的利物浦街站，乘火车去他和我工作的精神病院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然后在夜里偷偷进入病房。一到病房身着制服的士兵们就会对所有的护士和病人施一个魔法，把他们冻住，然后走到史蒂文的床前，一个接一个地把致命的刺刀插进他的肛门里。我发现他对这段心理经历的叙述令人震惊，当然是妄想，我试着同理得想象一个人每天晚上睡觉时在期待如此残酷的肛门攻击时的感受。我非常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真正理解这种可怕的经历。但是像一个优秀的实习生一样，我静静地、富有同情心地、尽职地听着材料，然后把它拿给我的督导讨论。
年，英国的心理健康专家对性虐待知之甚少;因此我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导师，事实上，他接受过安娜·弗洛伊德小姐的训练，从来没有提到过性虐待的可能性。我确实有过这样的想法，但不知道该怎么办。毕竟，克利夫兰虐童丑闻直到年才出现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即使性虐待在史蒂文·弗洛吉特的历史上有突出的地位，当时我认为它与精神分裂症这样的严重疾病毫无关系。毕竟大多数儿童性虐待的受害者都没有患上精神分裂症，那么虐待和精神病怎么会有联系呢？
尽管我的导师和我都无法从虐待和创伤的角度来理解Steven的材料，我还是坚持了下来。我一次又一次地遵循弗洛伊德关于重建工作中细节重要性的格言。我和史蒂夫想知道为什么邪恶的士兵将在利物浦大街车站登上火车而不是尤斯顿车站,甚至维多利亚车站。这重要吗?史蒂文嘲笑我的好奇心，但没有提供任何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的个人资料。然而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史蒂文持续参加他每周三次的心理治疗。虽然我会把我们的工作描述为支持性心理治疗，而不是更完善的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但我怀疑他觉得自己被这段经历所抱持，让我非常高兴的是他在病房里变得不那么咄咄逼人，不那么语无伦次，不太可能用爆炸性的妄想材料轰炸护士，结果精神科医生敢于减少他的药物。
当然，我试图多了解史蒂文早年的生活，但他不肯谈论这件事，只告诉我他有一个非常冷漠的母亲，他私下里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冰皇后”，还有一个可爱的父亲。他有一个上过大学的姐姐。另外他没有通过11岁以上的考试，没有申请大学。他知道我肯定是大学以上学历毕业，他对我的学历和计划非常感兴趣。
工作飞快的继续进行。我尽我所能去学习精神病性患者的心理治疗，阅读了精神分析文献中的每一本书、专著和文章，参加了我能找到的每一个会议，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想我在哈罗德·瑟尔斯、伯特伦·卡隆、威廉·尼德兰以及其他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的指导下获得的帮助，远远超过和一位和蔼、和善、鼓舞人心的精神病学家的指导下获得的帮助。从我的学术研究中，我知道许多伟大的精神分析工作者都能从早期的创伤经历中找到特定的精神分裂症的幻觉和妄想，我想知道我是否也能做到这一点。
作为一个对历史档案有长期热情的人,我想知道是否能以更全面的方式研究他的历史来帮助我与史蒂文Froggit的工作,所以我去了护士站,医院档案文件,含有数百页的笔记,主要是他在病房里相对近期的暴力事件日志报告,他喜欢砸电视机,他试图扼杀顾问,他的药物管理,他的洗澡，非常有用和非常有趣的,但无法更多的了解关于他的过去。有一次午餐时间，一位志趣相投的护士对我勤勤恳恳地反复阅读史蒂文的档案感到困惑，医院档案室申请，获得史蒂文六医院档案。
我的心因恐惧和期待而狂跳。医院档案吗?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在我们这个闭塞的机构中有这样一座建筑。我带着指南针和地图在泥泞的田野上跋涉了近半英里，最医院记录的小茅屋。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一个员工知道它的存在，也没有一个人来过这个地方，里面那个头发花白的职员似乎对我的到来感到吃惊，好像在说，我们这里很少有访客。在介绍自己是一名研究生实习生之后，那个满身灰尘的办案人员消失在一间后屋，半小时后，他带着两个巨大的箱子回来了，里面装着史蒂文·弗洛吉特年代最早的病例记录，里面有关于他最初几十年住院治疗的所有文件。我收到了特别许可才能把箱子拿走,好像是在惠康图书馆的医学历史和档案室中研究唐纳德·温尼科特博士的生平，我开始仔细翻阅旧信件和文件,开始重建史蒂文生平。
当然在我们的下一次治疗中，我告诉他这些档案的发现，他似乎很高兴。我们一起研究这些发现。这些文件的开头是斯蒂文的全科医生给当地一位现已去世的精神病医生的第一封推荐信，这位医生最初评估斯蒂文是一个有问题的17岁少年:亲爱的X医生，我写信给你是关于我的一个病人，一个17岁的男孩史蒂文·弗洛吉特，他已经开始表现出偏执的想法，认为他的邻居，一个年轻的军队士兵想要和他发生同性接触。我相信这是一种错觉，希望你能对这位病人进行评估。
我问史蒂文，关于住在隔壁的这个士兵，他还记得些什么。他似乎不愿意说话，但最终他回忆并解释说，是这个士兵让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我问那个士兵是否曾向史蒂文提出过性要求。他断然地摇了摇头，声称那个士兵从来没有碰过他，但史蒂文很确信那个年轻人想这么做，尽管他已经结婚了，而且有几个孩子。
我们继续搜索记录。第一个采访史蒂文的已故精神科医生也提到见过史蒂文的父母，但无法与史蒂文的姐姐交谈，因为她已经离开家去剑桥大学学习。我突然想起有一次，也只有一次，史蒂文提到过剑桥大学的一个学院希望他去死。我认为这只是一种次级幻觉，而不是他主要的夜间幻觉，就像他经常提到的那个关于拿刺刀的士兵的幻觉一样。我让史蒂文提醒我是剑桥的哪所学院想让他死。“那是格顿学院”，他回答。“你姐姐上的是哪所学院?”“那是格顿学院”，他回答。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医院档案废墟下的病历，可能包含了史蒂文的传记中的许多隐藏秘密。
我们一起开始研究他姐姐在剑桥大学格顿学院的表现和他所谓的全校都希望他死的错觉之间的可能联系。听了这句话，史蒂文哈哈大笑，说:“也许是我姐姐希望我死，而不是学院。也许我也希望她死。”然后我们开始一系列非常热烈的讨论，他在升学考试的考试没有通过的羞愧,他无法成功的失败，残忍的剥夺了他上大学，使他的自我意识伤痕累累,脆弱。他还谈到了他对姐姐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的嫉妒和竞争，同样他也谈到了对我的感情，他认为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事实上，他一直在大声地问我的智商是多少。
这些求学时代的讨论促成一系列的记忆的出现，包括十岁在学校被欺负非常痛苦的事件,其他男孩压倒他，脱下他的裤子和内裤,导致巨大的羞辱和对自己身体的厌恶。史蒂文第一次在治疗中流下了一滴眼泪。渐渐地，我开始看到隐藏在看似怪异的精神病外表下的外壳下与普通的创伤有关的疼痛。
我们的联合档案调查和心理治疗继续展开，阅读病例笔记的过程促进了其他记忆的言语化。有一天，史蒂文非常勇敢地告诉了我他记忆中的第一次性经历。12岁时，他发现自己在父母家的阁楼上翻找旧衣服。在那里的一个橱柜里，他偶然发现了他父亲二战时穿的军装。他的父亲曾在英国军队服役，他曾在德国领土上与德国人作战。虽然他不明白为什么，但有什么东西迫使他脱掉所有的衣服，穿上他父亲的制服。这使他非常亢奋，他开始第一次手淫，在他父亲的衣服里达到高潮。
Froggit的父亲参与军队和德国的新线索，这让我开始怀疑那些每晚聚集在利物浦街车站的士兵，然后他们会去精神病院用刺刀攻击Steven的肛门。我也开始思考他的错觉，他认为二战中一个著名的德国将军计划杀死他。我记得史蒂文脑海中经常会有一个声音用德语说:DasBBCisteinScheisser。这些关于德国的事情会不会和他的父亲有关?“干得好，夏洛克，”史蒂文很幽默，很有感情地说。我有一种感觉，史蒂文对他早期的经历和他的症状之间的联系比他通常透露的了解要多，但他想在透露更多之前，要先测试我的可靠性、忠诚和对他的同情。
有时我们会在治疗中一起阅读文件，但我无法抑制对档案和心理传记的好奇心，我经常独自一人一遍又一遍阅读史蒂文的笔记，拼命地寻找可能有用的线索。然后有一天，我觉得我发现了罗塞塔石碑，史蒂文的童年历史被考古淹没了。在翻阅进一步的文件时，我发现了一张便条，是史蒂文的父亲弗洛吉特先生潦草地写给他的精神科医生，表达了他对史蒂文最近周末回家时暴戾脾气的担忧，用英国广播公司的信纸写了这封信。
我一直以为弗洛吉特先生是在农业领域工作的，至少是史蒂文让我这么认为的，但在与史蒂文进一步讨论后，我了解到他的父亲确实在伦敦为BBC工作过一段时间，从事研究工作。每天早上他都会从位于英国乡村家里乘火车前往首都，然后在一天结束时再回到家。当我意识到这个传记发现的潜在意义时，我的脉搏开始加速跳动。Froggit先生到了伦敦的哪一站，又从哪一站回来?史蒂文不记得父亲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任期内的旅程细节,但是仔细查看列车时刻表后不久,就像我怀疑的那样,Froggit先生乘坐火车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到伦敦利物浦街车站,每天晚上这位曾经穿着军装与德国人作战的前军人,他将离开利物浦街车站回到家里，与妻子、女儿和儿子史蒂文·弗洛吉特一起度过每个夜晚。
史蒂文很喜欢我的侦探工作，我们一起开始假设他对BBC每天晚上在电视上透露他的性秘密的偏执恐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父亲在那里的工作有关，同样他害怕士兵们聚集在利物浦街车站，医院将刺刀插入他的直肠，这可能与他父亲的性活动有关，正是他的军装给了史蒂文关于手淫高潮的最早记忆。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解释BBC广播他的思想的妄想和私人幻听“DasBBCisteinScheisser”,害怕被德国将军谋杀,以及聚集在利物浦大街车站的士兵妄想,这些症状可能与真实的传记细节有关，弗洛伊德早先提到的精神妄想中的“真理的核心”是什么?那么住在Froggit家隔壁的那个年轻的已婚士兵呢?这个人真的对史蒂文有性行为表示吗？还是史蒂文，一个可能受到性侵的小男孩，被同学嘲笑和羞辱，把自己的同性恋想法投射到这个士兵身上了?隔壁的士兵是否以一种移情的方式让史蒂文想起了二战时期的士兵Froggit先生，他也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他那套引人注目的军装挂在阁楼上，让他兴奋不已。
史蒂文的妈妈呢?到目前为止，我只知道史蒂文形容她非常非常冷酷，他选择了“冰女王”这个词作为她的昵称。他很少谈起她，而且她是一个冷若冰霜的人，所以我不知道冰下会藏着什么。
经过十八个月的每周三次的心理治疗，史蒂文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精神病医生对他的行为举止和他越来越清醒感到非常满意，于是他停止了对史蒂文的氯丙嗪治疗。史蒂文还是一个住院病人，他告诉我他现在觉得自己不那么像僵尸了，不太可能做出攻击性行为，而且确实不那么疯狂了。医院的园艺小组，并允许护士与他一起改善个人卫生。医院医学图书馆进行常规治疗时，他看起来越来越干净。
但随后，史蒂文的父亲弗洛吉特先生死于快速转移的癌症，史蒂文陷入了一种紧张绝望的状态。他躺在床上，变得完全精神紧张症，表现得像一具尸体。不管用多少药物，护士怎么哄，精神病医生怎么哄都不能把史蒂文·弗洛吉特从床上叫醒。他躺在恐惧中。我也变得非常沮丧，担心他和我失去了我们在心理治疗上取得的所有进展。我和蔼的临床督导解释说，根据他的经验，父母去世后的退行并不一定会让我们失去希望;如果史蒂文对他父亲的死没有这样的反应，他会感到惊讶的。
与精神科医生协商后，我们决定不取消史蒂文的治疗，而是我坐在他的床边的椅子上，用安静的声音宣布我的存在，我只是存在在那里，希望他最终能从他的冻结，沉默的状态中出来。我确实这样做了。我会在约定的时间到达，坐在椅子上，然后解释:“你好，史蒂文，我是布雷特·卡尔……布雷特……我是来参加我们的治疗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坐在这张椅子上，以防你想谈谈。”他什么也没说。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用床单盖住了头，就像停尸房里的尸体。有时候，我小声地说:“你现在一定很害怕吧?但我和你坐在一起。我知道你很害怕。”我做了非常简单的评论，完全没有精神分析的才华。我试着做一个普通人，传达一种安全感。这样做了七八次之后，史蒂文竟然从床单上面往外看，只看了几秒钟，但他确实和我的目光相遇了。
在两三个月的紧张性精神症的床边会谈后,史蒂文最终完全恢复,我们恢复在医学图书馆的谈话,史蒂文设法谈论他父亲的死亡的悲伤,对他没有一个说再见的机会深深的遗憾。他哭了。几周后，史蒂文恢复到了他丧亲前的状态，精神科医生开始讨论把史蒂文从住院病人转到门诊病人的可能性，鼓励他考虑搬到社区医院的中途之家。自从17岁第一次住院以来，史蒂文只住过长期精神病病房，而且已经住了20多年了。他现在能适应到社区的转变吗？
我和史蒂文继续工作。那时我已经发现了伦敦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布伦丹·麦卡锡的著作，他开始发表关于婴幼儿性虐待和家庭内部勾结的论文。我已经知道我的导师LloyddeMause()的工作，他是纽约市心理历史研究所的创始人，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版物《童年的历史》的编辑。当然我也读过JudithLewisHerman教授关于父女乱伦的开创性著作。我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怀疑史蒂文一定在早期遭受过性虐待，要么是来自他父亲，要么是来自他的邻居?我继续保持着紧张和不确定性，这是任何一个好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士都必须努力做到的。
渐渐地，史蒂文·弗洛吉特和我建立了足够强大的治疗联盟，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更全面地探索前恋母情结的材料，特别是他和他母亲的关系。不久，我了解到他的母亲并不总是扮演冰雪女王。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会打史蒂文，对他尖叫，并定期给他的屁股灌肠，以促进他的肠道排空。此外，史蒂文还记得她曾经威胁过他的生命，为她曾经生过孩子而悲伤。
我们还发现了最后一封非常有启发性的信，埋在医疗记录档案笔记的盒子里。在他第一次住院两年后，史蒂文得到了他的医生的允许，因为他最近表现很好，可以在他父母家度周末。在家里待了六个小时后，他的幻觉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大喊他妈妈打算毒死他。无奈之下，弗洛吉特夫人给精神科医生打了电话，他立即安排了一次住家探视，这样史蒂文就可以回到精神病院了。一到那里，精神科医生就发现家的前门半开着，于是他就进去了，然后他走进厨房，看到弗洛吉特夫人抓着一把很大的切肉刀在追着19岁的史蒂文转着圈。根据记录在档案中的精神病医生的记录，弗洛吉特夫人一直在简单的大喊，“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
谢天谢地，医院。
我和史蒂文又工作了一年。他定期接受心理治疗，就像我有幸治疗过的任何来自伦敦北部的神经质女商人或家庭主夫一样。他说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有趣，越来越多的信任。当然，我们遇到了负移情。有一次，我一反常态地迟到了三分钟。
在25年的心理治疗中，我只迟到过两次。年有一次，我和被押送的脑损伤残疾病人一起的治疗，迟到了五分钟，那个病人没有戴手表。因为我在一场可怕的交通堵塞中被无情地耽搁了，虽然我预留充足的时间到达会面地点。我弥补了这种情况，向病人和她的护理员道歉，我把疗程延长了5分钟，这样我的病人就可以有一个完整的50分钟的疗程。而就这一次，我在史蒂文的一次咨询中迟到了，而且没有那么明显的原因。尽管原因没那么令人印象深刻。我曾与一位精神科医生的秘书开始调情,这后来成为外遇,在这个特殊的情境中,我过于专注于我们的调情,我允许自己失去对时间的把握,医院的院子,但还是迟到了三分钟。当然，我没有告诉他我迟到的原因，我向他道歉，但毫无疑问，他能感觉到在这特殊的场合，我脸红了并且精神无法集中。几秒钟后，他宣布，“TheMe-Ins和theWe-Ins”又回来了。他们想置我于死地。
当我意识到我的迟到在不知不觉中引发了迫害焦虑时，我感到羞愧。由于我们的心理治疗可能越来越成功，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史蒂文身上观察到偏执的想法了。此时我已经变得在精神动力治疗上更成熟,我冒险的给了一个解释:“我知道你有一段时间没被Me-Ins和We-Ins打扰,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们突然回到你的心里。我想是因为我来晚了，让你久等了，你可能觉得我把你杀了，你在想现在是否可以信任我。”令我惊讶的是，史蒂文听懂了我的话，然后第一次跑出了诊室。幸运的是五分钟后他回来了，坐在椅子上，眨了眨眼睛:“精明，布雷特，非常精明。”
我的心还悬着,我说“也许他感到了会被我杀害,他可能会想杀了我作为报复,通过跑出咨询室，他非常聪明的并成功的保护我们免于他杀人的愤怒。”再一次，史蒂文笑着说“精明，布雷特，非常精明。”偏执的想法被控制住了，而史蒂文又恢复了门诊病人的正常功能。
经过三年的工作，史蒂文不再报告任何精神病妄想的证据。他没有暴力行为。他有一份园艺助手的工作，虽然很卑微，但却很稳定。他不需要精神药物。他继续住在一个由工作人员协助的社区中转住所。他花了很多时间听唱片，尤其是德国军事音乐。
三年后，我也变老了，我获得了海外心理学研究生奖学金，不出所料我决定接受这个奖学金去研究精神分裂症。我知道必须通知史蒂文我医院，甚至离开这个国家。史蒂文对我的声明很纠结，直接问我要去哪里。我没有诠释，而是告诉他我所属的大学的名称。他问我要有什么样的智商才能在这所大学获得奖学金。我说他肯定有一个强烈的想跟我一起去,担心因为他十一岁升学考试失败让他可能无法来。我想知道他是否会觉得自己再次被在剑桥大学格顿学院上学的姐姐甩在后面。我想知道美国的耶鲁大学是否也会成为他的迫害者。他笑了，“我不这么认为。不，我不这么认为。”
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史蒂文问我医院食堂喝啤酒。我解释说庆祝我们的工作很重要，但也许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而不是用酒精麻痹分离的痛苦。他又笑了起来，“精明，布雷特，非常精明。”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为常用笑话。史蒂文问我是否会给他写信，我告诉他我会的。他还问我回英国后是否会去拜访他，我确实告诉他我会的。我从美国给他写了两三封信，但没有收到答复。一年后回到英国，我确实去拜访了他。由于预算削减，精神科中转住所关闭了，史蒂文作医院，这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真正合适的家。尽管他回去，他维持了三年心理治疗中取得的成果，我不断地从心理咨询师那里得到关于他的正面报告，他慷慨地让我有机会在一开始就与史蒂文一起工作，尽管我非常年轻和缺乏经验。
当然，我和史蒂文的心理治疗之旅引发的问题远比回答的问题多。史蒂文被他父亲虐待过吗?他有被隔壁的士兵虐待过吗?他害怕被直肠刺死是因为他母亲给他灌肠吗?他会不会受到所有这些来源的虐待?尽管我和Steven在很多场合探讨过这些问题，但我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相反,我想作为人以尊重和尊严对待他的思想和他的身体，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我设法至少提供柏林精神分析学家开拓者弗朗茨·亚历山大博士说的纠正性情感体验。
我从年开始和史蒂文一起工作，花了整整26年的时间才把他的情况说出来。自年以来，我已经出版了5本书，数十篇论文，以及数百篇简短的文章，所以很明显我没有作家瓶颈。为什么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把史蒂文的故事用语言表达出来?不可避免地，就像每一个心理健康从业人士一样，我一直担心会泄露隐私，但我把史蒂文的精神病院的位置伪装得很好，所有认识他的人要么已经去世，要么已经退休，这样的身份辨认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想我之前不愿意写史蒂文的主要原因是我担心性创伤和杀婴创伤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病因。毕竟在年，就连鲍尔比博士也曾告诉我，他怀疑他关于分裂的依恋关系的研究是否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有任何关联。后来精神分裂症的神经解剖学方面的新研究开始出现在精神病学文献中，我发现自己在想，我是否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以传达。
但现在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性虐待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精神分裂症所谓的遗传基础和所谓的神经基础的批评也层出不穷，至少足以让人怀疑环境因素是否可能发挥了作用。最重要的是在年，我只知道一个叫史蒂文·弗洛吉特的人，只有一个病人的母亲抓着一把切肉刀在厨房里追着他喊，当着证人的面，“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自年以来，我又遇到了多个史蒂文·弗洛吉特(StevenFroggits)，其中许多人都以更直接的方式回忆了类似的杀婴互动。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叫艾拉的年轻人，他在18岁的时候离家去参军。在他回到家的第一个周末，艾拉徒劳地寻找他童年最好的朋友他的狗。当问到狗的下落时，艾拉的父亲解释说:“哦，我开枪打死了它。”父亲继续说着，艾拉跪了下来。“哦，是的，”他的父亲说，“在你离开的那天，你妈妈和我想，嗯，艾拉不再需要那只狗了，而且我们也不想要它，所以我们杀了它。”两天后，艾拉第一次听到了声音。那些声音告诉他，他必须自杀。于是艾拉拿起父亲的枪，放在他的下巴下，以45度的角度向上瞄准。艾拉开枪，虽然子弹击中了艾拉的下巴，但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最终住进了当地一家精神病院，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父母对孩子的死亡愿望造成的伤害甚至比创伤学家可能愿意承认的还要大。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表了关于小汉斯的不朽案例，读者可能还记得，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没有被理解的事物必然会重新出现;它就像一个未被埋葬的鬼魂，在解开谜团和解除魔咒之前，它无法安息。我怀疑，在史蒂文·弗洛吉特的案例中，许多与他共事多年的精神科专家对他的生活、他的交流、他的症状的秘密含义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他早期可能受到的创伤的细节不断重现，被压抑的内容会全部重现。
在结束我的演讲之前，我希望重新考虑我和史蒂文Froggit的工作的两个小细节，它们都是我在这个病例史的一开始就提到过的，可能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和治疗有重要意义。首先，我想提醒大家，在我和史蒂文进行最初的心理治疗之前，我做了两个梦。在第一个梦里，我梦到纳粹抓住了我，用毒气折磨我，尽管如此我活了下来。在第二个梦里，我吞下了一包剃须刀片，但我活了下来。一个人怎么能毫无关联地分析一个25年前的梦呢?也许这样做是愚蠢的，但我怀疑这些梦包含了一些证据，表明心理治疗师为了成功地与这样一个潜在的疯狂和创伤的人共事，无论是新手还是老前辈，都必须厚脸皮。但我怀疑,梦再清楚不过地传达了史蒂文与死亡斗争,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杀婴的感觉,被母亲或父亲,或者凶残的父母组合,正如我们所知,他的父亲了解纳粹，而我现在可以透露，母亲在德国长大。
我怀疑史蒂文成为了我所谓的心理杀婴的受害者，他与一种杀婴依恋作斗争，这是一种混乱的依恋，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很少有人了解这种依恋。这种杀婴的内化，杀婴的依恋，表现在杀婴的移情中，表现在他害怕我迟到三分钟就把他弄死了。我怀疑我被谋杀的梦想可能是我现在所认为的杀婴反移情的证据，我自己对被纳粹和剃须刀片谋杀的恐惧，但不知怎么的幸存了下来。
我还想评论一下史蒂文为自己选择的名字。当我第一次讨论可能性的时候,为了潜在的帮助其他男性和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希望有一天与同事分享他的故事,史蒂文要求我叫他约翰·史密斯,英语中最常见的名字。当我问他是否真的想让我叫他约翰·史密斯时，他改变了主意，从他的潜意识深处编造了一个非常虚构的名字——史蒂文·弗洛吉特StevenFroggit。当时，我不知道StevenFroggit有任何意义,我不会假装在三十年的反思中有任何方式帮助更深入地理解这一选择的名字,但我知道作为一个小男孩,史蒂文有一个兄弟在婴儿期去世,史蒂文出生的前一年。他的名字史蒂文。而且当我问Froggit的意思时，史蒂文解释说:“难道你不知道吗?Froggit是军服上一种特殊编织的专业术语。”
也许史蒂文有一个或多个基因使他容易患上精神分裂症;也许他的神经元突触之间有着过量的神经递质多巴胺;也许他的小脑室增大了。也许不是。也许任何性虐待的历史，或者任何心理上的杀婴痕迹都可能是纯粹的巧合。也许不是。
无论造成史蒂文精神分裂症精神病的最终原因是什么,我相信我的病例报告将提供足够的证据，精神病潜在的心理可逆性，这种可逆性可能会让人质疑精神病的根源是否在于对大脑的永久性损伤，或者是童年早期的不良经历。无论最终的原因是什么，我希望我们也能停下来考虑一下，如果这种支持性的心理治疗工作可以由年轻的实习医生来进行，那么想想资深、更有经验、更合格的从业人员可能实现的治疗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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